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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上线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 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

　　中新网成都1月16日电 (单鹏 刘忠俊)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及四川省充电服务APP“川逸充”上线仪式16日在成都举行。仪式上，四川省能源局介绍了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情况，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展示了平台功能，成都城投能源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展示了APP功能。

　　据了解，上线后的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可实时监控分析四川省充电设施建设分布与运营情况，全时段掌握充电桩状态、充电价格、服务能力，精准获取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为画像，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为运营商充电站布局提供数据服务。

　　同日上线的便民服务APP“川逸充”，构建了四川省统一充电服务入口，为广大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四川省所有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场站的信息查询、定位导航、扫码充电、服务评价等服务，还打通了充电桩报装通道，解决电动汽车用户“安桩”困扰。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四川省充电桩保有量突破16万根，同比增长107%；换电站保有量71座，同比增长223%。月充电量多次位列全国前三。

　　“总的来看，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稳定、智慧安全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正稳步推进，民众对充电基础设施的期待开始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四川省能源局电力处处长王源介绍道。

　　由于充电设施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享，车主找桩难、充电难、APP不匹配等问题存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电动四川”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到2025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稳定、智慧安全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建设，接入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充分发挥“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的优势，围绕广大电动汽车用户需求，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等服务。

　　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梁武湖强调，要把握好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机遇，进一步抓实充电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为四川省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全面落实“电动四川”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有效整合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基本信息，构建四川全省充电“一张网”，以充电网络联结电力网络与交通网络，推动四川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电网、智慧交通的协同发展，为四川省新能源汽车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